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是什么机构？北庭都护府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唐朝的唐朝庭都“北庭都护府”是什么机构?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 可考的都护北庭都护官衔中不再有“大”字。但其作用是北庭明显的，北庭都护府在地位上实现了与安西都护府的什机平起平坐，整个西域由二府东西分疆而治。构北

　　校/捕风者 画/一条人文主义狗 图/地缘谷

　　唐朝初期，护府武功强盛，建立不仅统治了新疆，唐朝庭都其领土还一度扩张到中亚。都护为了统治广袤的北庭西域边疆，有效管理众多的什机少数民族，唐朝效法汉朝建制设置都护府，构北都护府负有“抚慰诸藩，护府辑宁外寇”之责，建立进而稳固唐朝的唐朝庭都统治。唐朝在西域先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而北庭都护府便是武则天时期主管天山北麓军政的机构。它兴于一座城——庭州。

　　起点：围绕可汗浮图城的争夺与庭州改建

　　庭州位于现在的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这里曾是西汉乌孙国、东汉车师国后王的故土。庭州能够成为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和它交通咽喉的地位密不可分，《元和郡县志》记载其为“八到”之地：“东南至上都(长安)五千二百七十里，东南至东都(洛阳)六千一百三十里，东至西州五百里，东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东北至回鹘衙帐三千里，西至碎叶二千二百二十里，西南至焉耆镇一千一百里，北至坚昆衙帐约四千里。”

　　唐朝看中这座城市之前，游牧民族也盯上了这块西域枢纽。几经争夺，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欲谷设控制了这里，当时它的名字还叫可汗浮图城。欲谷设派遣其叶护屯兵于此，与东面一个汉族割据政权高昌相联合。

　　唐朝成功向西域经略的契机就是这个高昌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以国王麴文泰勾结西突厥阻断丝绸之路为名，遣侯君集率军进攻高昌国，麴文泰忧惧而死，其子麹智盛开城投降。高昌国灭后，唐朝便在故地先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并于同年创设安西都护府，而西突厥人出于畏惧，也不敢发兵。

　　与此同时，西突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公元648年)，唐朝向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所在的龟兹大举进攻，其部将阿史那贺鲁率众投诚，充当唐军的向导。

　　经过一年多的战事，龟兹被攻占，阿史那贺鲁因战功“擢累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处其部落于庭州之莫贺城”，受封泥伏沙钵罗叶护。也正是在这一年，唐朝将可汗浮图城改建为庭州，庭州作为中原王朝的建置表明已经有数量可观的汉族移民与军队在此驻扎。

　　但唐朝并未站稳脚跟，庭州一带仍然是唐朝与西突厥争夺的战场。唐太宗去世后，阿史那贺鲁觉得大事可成，密谋夺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有所察觉并向朝廷密报了这个阴谋。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纠集了处月、处蜜、姑苏、葛逻禄、卑失五姓部落，自号沙钵罗可汗，侵犯庭州，攻陷金岭城和蒲类县。阿史那贺鲁的反叛引发了唐朝对西域更大规模的征服行动。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梁建方、契苾何力(铁勒族)率军讨伐，大败参与叛乱的处月部。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朝廷再派遣苏定方、萧嗣业统帅大军会同投靠唐朝的阿史那步真与阿史那弥射兄弟镇压叛乱。一年后，苏定方、萧嗣业的大军长驱直入攻取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功俘获阿史那贺鲁，唐朝的版图也在高宗的统治下达到顶点。

　　阿史那贺鲁被俘获

　　兴盛：北庭都护府的建立与完善

　　为了更好地控制西突厥，武周长安二年十二月(公元703年)，武则天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十姓部落。它的设置表明了唐朝在此地统治的进一步强化，使唐朝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军事权利。与北庭都护府设置同年，唐朝进一步在当地实行移民戍边政策，大批汉族移民进入北庭，在庭州西部又设置了轮台县。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也是当时岑参对边疆战事真实的写照

　　北庭都护府还一度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关于何时升级，官修史书中却缺乏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找到一条孤证：“景龙三年(唐中宗年号，公元709年)，杨公何为北庭大都护，有德政，惠及后人。”这个细节为官修史书所略，与其极为短暂的历史不无关系：玄宗开元三年始(公元715年)，可考的北庭都护官衔中不再有“大”字。但其作用是明显的，北庭都护府在地位上实现了与安西都护府的平起平坐，整个西域由二府东西分疆而治。其管辖范围不再是全部天山北麓地区，而是以伊州、西州、庭州为核心的新疆东部。

　　曾经的北庭大都护府遗迹

　　北庭都护府作为唐朝统治西域的重镇，也有着完善的军政体系。行政上，唐朝在汉族集中的地区实行同中原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羁縻府制。

　　唐朝还在北庭四通八达的驿道上遍设驿站：凡在交通要道上，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在一些偏僻的道路上，三十里置一个驿馆。星罗棋布的驿站驿馆使朝廷的政令能及时传达到西域，而西域的情况特别是紧急军情也能迅速上报于朝廷。

　　在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里面，可以看出当时唐朝驿道的最后一丝余光

　　军事上，唐玄宗全面推广节度使制度，北庭最早的节度使称为伊西节度使，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由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兼任，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北庭节度使终成定制，节度使成为了都护府的最高军政长官。北庭节度有防制突骑施、坚昆等游牧民族的职责，统率瀚海、天山、伊吾三军，主要驻扎于伊、西二州。

　　为了维持边军在北庭的驻扎，唐朝除了继续“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外，还下令在当地大兴屯田。据记载，北庭共有屯田二十，随着驻军增加，屯田规模也越来越大，唐玄宗时发展到高峰，出现了“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的丰收景象。

　　危机：突厥与吐蕃的夹攻

　　北庭都护府的设置、升级与后来军事力量的强化，实际反映出唐高宗后唐朝对西域扩张的基本结束，边疆形势由攻转守，并且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威胁。第一个便是突厥人的反叛尾大不掉。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西突厥中的突骑施部首领乌质勒攻陷碎叶城，安西道绝，而朝廷册封的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出于惧怕不敢回到西域，其领地尽被乌质勒吞并。武周的边防千疮百孔、亟需整顿。

　　如今的碎叶城

　　到了唐玄宗时期，北庭与突厥仍然是战事不断，其中一次众多史书记载的交战发生在开元二年二月(公元714年)，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围攻北庭都护府，右骁卫将军郭虔瓘率兵伏击，于北庭城下斩杀同俄特勒。此时的唐朝正是极盛，它有着充足的力量去支撑都护府，突厥人在唐朝的打击下逐渐式微。

　　唐玄宗全面推广节度使制度的做法很快招致了祸端。当地方武将拥兵自重，手握大权时，就很容易滋生谋逆之心。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的安禄山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起兵造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影视剧中的安史之乱

　　为了镇压声势浩大的叛军，唐朝大规模征调安西、北庭的精锐回援，还向盟友回纥借了救兵。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不仅使得唐朝由盛转衰，还由于都护府军队的大量抽调，使得边防空虚，吐蕃人趁火打劫。

　　吐蕃国一直是唐朝的心腹大患。藏族各部在吐蕃国的凝聚下成为了强大的力量，走出青藏高原对外扩张。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吐蕃难以向南、向西发展，只能向北、向东去和唐朝争夺领土。历史上唐朝与吐蕃主要交锋的战场一是河西、陇右，另一就是安西四镇，两者关系唇亡齿寒。

　　吐蕃与唐朝的大规模战争始于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的大非川之役，唐将薛仁贵战败，吐蕃吞并吐谷浑。自此吐蕃连年犯边，先后攻陷安西四镇，直到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重建安西都护府，才暂时遏制住了吐蕃对西域的染指。

　　王孝杰大破吐蕃

　　终末：北庭的陷落与晚唐的无能为力

　　但随着唐朝的衰落，北庭都护府最终难逃陷落的结局。自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始，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仍在肆虐攻占了河西走廊一带的军镇，在代宗朝时甚至发生过长安城的沦陷。

　　同时，吐蕃也向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发起了进攻，北庭守将李元忠、安西守将郭昕依靠回鹘、沙陀人的援助顽强抵抗，吐蕃人才未能得手。但安西、北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二府与朝廷的直接交通被迫中断，都护府的守军成为了孤军，李元忠派遣出的使者必须转道回鹘向朝廷奏事，处境日益艰难无法自保，只能依靠与回鹘的盟友关系苦苦支撑。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突厥人中崛起的葛逻禄部落因吐蕃的厚赂与谤言背叛唐朝。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与葛逻禄联军攻陷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袭古逃往西州，回鹘大相颉干迦斯与杨袭古合兵企图收复北庭失败，屡次战败的颉干迦斯竟然诱杀了杨袭古，整个北庭只剩下“西州犹为唐固守”。回鹘人也为吐蕃所逼迫，迁徙到牙帐之南以避锋芒。

　　反叛的葛逻禄部落

　　而德宗饱受削藩的挫折，安禄山史思明残党的叛乱让他最终向藩镇割据妥协，加上宫府之中阉宦欺君弄权、朝廷之上官僚结党营私，内外交困的唐朝根本无力收复北庭。

　　终末，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唐使刘元鼎与赤祖德赞在逻些(今拉萨)立碑会盟，双方约定：“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讨,不得相为寇仇，不得侵谋境土。”长庆会盟标志着唐朝正式承认了西域领土的全部丧失。

　　长庆会盟碑

　　双方终于实现和平也反映出吐蕃正在衰落，常年的战争让他们筋疲力尽，难以在西域长期占领。经过吐蕃、葛逻禄、回鹘的三方争夺，北庭最终为回鹘所有，庭州被改名为别失八里，回鹘人先后向辽国、元朝臣服。元朝时，北庭都护府经历了回光返照，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吾境，以脱脱木兒等领其事，但这也只随着元朝的短命而昙花一现了。

　　庭州、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府的设置即是一条唐朝在天山北麓地区边防体制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从公元703年设置至790年陷落，北庭都护府共存续87年。它证明了唐朝是继汉朝后又一个统一王朝对新疆治理的典范，北庭都护府凭借其完善的军政系统给当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对于促进中原和西域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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