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伟：沈尹默与潘伯鹰的诗书缘

读沈尹默先生的杨柏尹默鹰的缘《秋明诗词集》，有一个名字频频出现，伟沈那就是潘伯——潘伯鹰。顺手拿过一本《沈尹默往来书札》翻翻，诗书全书收录的杨柏尹默鹰的缘二百七十五通书札中，潘伯鹰占了三十九通（其中一通是伟沈沈尹默写给曾克耑和潘伯鹰的）之多，遥遥领先于任何一位沈尹默的潘伯友朋。

我们知道，诗书沈尹默与潘伯鹰同为海上帖学大家。杨柏尹默鹰的缘1961年，伟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潘伯沈尹默为主任委员，诗书潘伯鹰为副主任委员。杨柏尹默鹰的缘这二位年龄差距足足二十二岁，伟沈但因为在书法、潘伯诗词等方面都有着共同语言，抗战时期两人在重庆过从甚密，他们共同发起创办中国书学会、饮河诗社，时常一起聚宴，诗词酬唱，切磋书艺。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中有一篇“记十大狂人事”，潘伯鹰和另一位帖学巨匠白蕉都“不幸”入列。但是“狂人”潘伯鹰对于沈尹默的书艺、书学却是始终服善的，而沈尹默对于潘伯鹰这个“小老弟”的真诚、爱护，是可以从他的书札、诗词的字里行间清晰地读出的。

1941年春在给潘伯鹰的信中，沈尹默写道：“顷得大札及诗，诗自是佳作，字也刻意为之，仍嫌有未尽宽展处，此兄所当注意者。不嫌语言拙直否？呵呵！”看着这段率直的文字，让我们想起一段故事——光绪末叶某日，在杭州陆军小学教书的陈独秀（字仲甫）从同事刘三（季平）住处的墙壁上看到刚刚挂起的一首沈尹默写的五言古诗，便问沈尹默乃何许人？隔天陈独秀便到沈尹默寓所拜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极好，字其俗入骨。”如此刺耳的评语，对于沈尹默不啻于当头一棒，这刺激了沈尹默日后的发愤钻研书法，并与陈独秀成了相得甚欢的好友。三十多年后，沈尹默用比陈独秀稍微婉转的表达方式向陈的安徽乡党潘伯鹰提出了改进意见。前辈文人交友之至性至情、虚怀若谷，今已不可见矣！

在同一封信中，沈尹默又请潘伯鹰转告青年学人蒋维崧：“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拙书不可学，当学我用功之经过。自来专学一家书，往往不能驾而上之，且每不如远甚，其故即在未曾用过同样工夫，所得者仅其表面而已。此意亦望转告峻斋（蒋维崧），至切要也！”

对于沈尹默的用功，潘伯鹰是深有体会的。当时日寇轰炸重庆，几乎“日必投弹”，而沈尹默“书课亦日有常程”。有一天，沈正在临写《永兴庙堂碑》，又逢轰炸，沈“念所余字无几，不如努力终之”，无奈“震撼过猛，案上尘扬，不得不暂避”。待次日补完后数行，沈尹默总觉得前后“意趣不类”。潘伯鹰看着这幅字，笑着说：“董文敏（其昌）作书一卷，时辍时续，动淹数月，文敏坐太懒，公坐太勤耳。”

有一回，沈尹默送潘伯鹰一支狼毫笔，并附上一段详细的“使用说明”：“送上小狼毫一支，请试用。须通开，以清水净洗浸透后，用柔纸揩干再入墨，当称手也。入墨须饱，始能指挥如意耳。”如此细致入微，真可谓亦师亦兄的关怀。

新中国成立后，沈尹默和潘伯鹰有一段时间都住在虹口区，因此他们往来还又像当年在重庆时那么频密。沈尹默年事已高，视力越来越差，出门不便，潘伯鹰这个豪爽之人就不时帮忙做“中转站”，如为沈尹默借还碑帖或转送诗稿、书法作品等等。

1958年5月，年过半百的潘伯鹰与张荷君女士结为伉俪，潘向老大哥沈尹默索诗。对潘伯鹰索书、索诗，沈尹默历来是有求必应的，何况是这样的大喜之事，沈尹默欣然命笔成诗。

潘伯鹰病殁于1966年，享年61岁。这一年年初沈尹默因为肠梗阻入住华东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又去杭州休养。也许是身体原因，沈尹默没有为亡友潘伯鹰做哀挽诗篇。当然也有可能是写了，但原稿佚失。五年后沈尹默与世长辞，享年88岁。两位挚友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着他们的诗书之交。（杨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