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孝武帝是如何重夺权利的？重夺皇权后对东晋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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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晋惠帝时期，孝武由于晋惠帝大权旁落于皇后贾南风，重夺引发“八王之乱”，权利权后西晋政权摇摇欲坠，晋产进而诱使匈奴、影响羌等少数民族南下，东晋帝何的重夺皇对东史称“永嘉之乱”。孝武经此一乱，重夺西晋司马氏宗室基本团灭、权利权后元气大伤，晋产实力微弱的影响琅琊王司马睿在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士族的拥戴下渡江，在建康称帝。东晋帝何的重夺皇对东由于士族实力强劲，孝武皇权旁落，重夺民间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即使在琅琊王氏衰落后，士族门阀仍能薪火相承，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政，司马氏依旧是傀儡。但是，在淝水之战取胜后，声望达到顶峰的陈郡谢氏却很快衰落下来，东晋孝武帝趁机掌握了实权。那么，淝水之战后，门阀士族是如何丧失了对政权的控制权?东晋皇权振兴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本文打算以淝水之战为切入点，分析此战前后东晋政局的微妙变化，士族门阀是如何逐渐衰落，不复当年之勇，孝武帝采取了哪些巩固皇权的举措，最终实现了皇权的短暂复兴。

　　东晋皇帝们重夺权力的艰辛历程

　　国家权力是封建帝王的权威所在，没有哪一位皇帝甘心被边缘化和皇权旁落。永嘉元年(公元307年)7月，东海王司马越以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正式经营江东。不久之后，西晋覆灭，在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的拥戴下，司马睿渡江在建康即皇帝位。

　　虽然司马氏东晋立国根基不稳，但是自晋元帝司马睿开始，历代皇帝没有放弃过巩固皇权的努力。由于司马睿在南渡之前，政治威望和势力很是一般，来到江东之后，更是需要依赖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士族和吴郡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的鼎力支持。于是晋元帝司马睿虽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御总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政在士族，”这就使得司马睿如芒在背，于是采取措施加权皇权，重用寒族刘隗、刁协制衡王氏，最终引发了手握兵权的王敦叛乱，杀死刘隗、刁协，使得晋元帝加强皇权的努力化为泡影，郁郁而终。之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先后执政，皇权沦为门阀政治的附庸。直到淝水之战以后，孝武帝力图复兴皇权，并最终成功地短暂地振兴了皇权。

　　孝武帝振兴皇权的深层次原因

　　在孝武帝即位之前，东晋皇权正处于最低谷时期，此时的权臣桓温意图篡位夺权，只是碍于其他士族的坚决反对和自身不愿用强等因素，未能如愿。但是，在桓温效仿伊霍之举，废除海西公另立简文帝之后，司马氏政权已经危在旦夕。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并非雄主之才的孝武帝即位后，即使是在陈郡谢氏领导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的情况下，居然没有费太多周折就成功地巩固了皇权，这其中既有跟随司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面临人才断档的危机，门阀政治难以为继的因素，也有孝武帝采取措施不断加强皇权的因素，也有打赢淝水之战的士族领袖人物谢安个人进退取舍的因素。

　　先说说北方士族日益腐朽，人才严重断档的因素。这是孝武帝得以振兴皇权的根本性因素。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一则东晋皇权是北方流亡士族和吴地士族共同拥戴的结果;二则，司马氏是南北士族相号召，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略的旗帜，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构成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皇权与士族势力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当士族的势力不足以压制皇权时，皇权的力量势必上升，进而逾越平衡点打压士族，待到士族势力被压制到瓦解的程度，东晋皇权也失去了维系存在的政治根基，无力独立应对北方政权的压力，不得不让士族以外的寒族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寒族势力最终成为了东晋王朝的掘墓人。

　　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即使是掌握朝政的士族，如果本家族没有合适的人物为代表以执掌权柄，其政坛的统治地位也难以为继，不得不由其他门阀取而代之。东晋建国初期，以王导、王敦为首的琅琊王氏占据朝堂主导地位，但随着王导、王敦相继去世，琅琊王氏的优秀政治人才后继乏人，于是逐渐衰落;颍川庾氏凭借外戚身份跻身朝堂，庾亮、庾冰、庾翼相继执政，庾翼去世后，颍川庾氏很快消亡;龙亢桓氏的代表人物桓温去世后，龙亢桓氏一蹶不振，被陈郡谢氏取而代之。以上都是家族优秀人才的多寡有无存亡影响所在士族门阀政治地位的例证。为了维系士族政治地位不坠，士族门阀往往更重视宗族利益而非单个家庭利益，大都从全族中精心挑选人才以光耀门楣。

　　于是，士族门阀在挑选继承人时，往往重视人才并不十分看重是否是嫡嗣出身，更看重年长的兄弟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例子在东晋中前期屡见不鲜。如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相继掌权;桓温去世后以弟弟桓冲执掌家族;谢安执掌朝政大权后更加倚重侄子谢玄。

　　跟随司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虽然重视人才培养，但是随着东晋政局趋于稳定，士族的忧患意识衰弱，经过三、四代人之后，士族沉迷于玄学，腐朽程度不断增加，优秀人才日趋匮乏。再加上出于政治联姻的考量，士族子女的婚嫁往往局限于门当户对的士族之间，选择面很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种退化的现象。士族门阀难以持续涌现出有能力执掌权柄的人才，使得他们无法像以往一样有效挟制皇权，继续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陈郡谢氏在淝水之战中的成功已经是士族门阀最后的辉煌，在谢安和谢玄等人去世后，不但谢氏人才凋零，其他士族短期内也难以涌现出优秀人才取而代之，继续执掌权柄。这一权利形势的变化给了虚弱已久的司马氏皇权复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再说说孝武帝伺机采取措施加强皇权的情况。孝武帝即位后，虽然才干平平，但也不甘心皇权旁落。为此，他必须找到在士族阵营之外的新盟友，同属于司马氏阵营的宗室成员和出身低贱的寒族人士无疑是很好的选择。一是重用宗室成员参与朝政，强化对相权的控制。其中以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最为典型。太元八年九月(公元383年)，在淝水之战前夕，孝武帝任命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与谢安一起参与朝政。在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八月谢安去世后，司马道子以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领扬州大都督的身份独揽军政大权。此外，十一年四月，“以谯王恬为尚书右仆射”，十三年四月，“谯王恬为镇北将军，青、兖二州刺史”。至此，以司马道子为首的宗室成员“以相权辅佐皇权，发挥作用，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权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太元十六年，范弘在写给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宗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晋书·范弘传》)

　　二是任用较低等级的士族和寒族人士，对抗高门望族。太原王氏虽也是士族出身，但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相比，出身等级略逊一筹。在陈郡谢氏淡出政坛后，太原王氏因其外戚身份得到孝武帝司马曜和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重用，太原王氏也趁机成为参与朝政的重要士族。此外，原本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下只能充任下级小吏的寒族人士，政治背景薄弱，且素来与高门望族有一定矛盾，这些低级士族人士如徐邈、范宁、王雅等得到重用。《晋书》记载：徐邈“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迁中书侍郎，专掌纶诏，帝甚亲昵之。”执掌相权的司马道子也大量启用寒族人士，“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这引起了士族门阀的不满，但也体现出寒族人士对抗士族，强化皇权的作用。

　　三是谢安个人的进退取舍因素。晋孝武帝即位后，对东晋长期由士族把持朝政的现象非常不满，一直力图重振皇权。当时执掌东晋的陈郡谢氏，成为晋孝武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以谢玄为主将的北府军击败前秦苻坚的数十万大军，使得陈郡谢氏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但是，孝武帝不但没有对取胜的功臣谢安进行封赏，反而忌惮猜忌于他。在淝水之战的第二年(太元九年)，谢安在北伐途中失利，依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行“谄谀之计”于孝武帝，使得谢安受到孝武帝猜忌，选择离开朝廷中枢，出镇广陵以避祸灾，并于次年病死。

　　会稽王道子好专权，复为奸谄者所构，与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会秦王(苻)坚来求救，安乃请自将救之。壬戍，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而居之。

　　此外，谢安本人有较强烈的隐逸情怀。众所周知，谢安早年长期隐居于会稽郡的东山，纵情于山水之间，朝廷曾多次征召其入仕，都被其拒绝。谢安之所以屡次拒绝入仕，并不是由于借拒绝征召提升自己的名望，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性格中有强烈的隐逸情怀。

　　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风转急，安徐曰：“如此将何归邪?”舟人承言即回。-《晋书·谢安传》

　　即使是谢安在四十岁左右出仕，更多的还是因为自己的诸位兄长谢世，陈郡谢氏需要其带领保障家族长远发展。但是，入仕后的谢安身在朝堂，心思仍然向往隐居东山的美好时光。

　　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晋书·谢安传》

　　孝武帝重振皇权后，相权与皇权矛盾激化，对东晋后期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比较顺利地从陈郡谢氏手里拿回了军政大权，但是，掌握相权的司马道子却因独揽大权，与有意直接掌握皇权的孝武帝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而辅佐朝政的太原王氏也因依附力量的不同，产生内部斗争，进而进一步激化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到了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之间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开始明朗化。为了遏制司马道子的势力，孝武帝开始培育自己的力量。这一年的六月，桓温的侄子桓石死于荆州刺史任上，司马道子任命王忱为荆州刺史。次年，孝武帝便针锋相对，任命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到了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王忱死于荆州刺史任上，孝武帝直接下诏任命自己的亲信黄门郎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

　　辛亥，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晋书·孝武帝纪》)

　　从史书记载看，孝武帝的所作所为绝非明君，“既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司马道子也不是什么贤臣，“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晋书·司马道子传》”，失去了士族门阀的制衡，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对东晋后期政局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各个方镇之间兴兵作乱不断，助长了方镇的势力。兄弟之间斗争不断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太和二十一年(公元396年)，长期沉迷酒色的孝武帝暴死，权力的失衡使得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隐忍未发的权力矛盾爆发出来。孝武帝去世后，司马道子统领朝政，并自己派系的太原王氏王国宝提拔为左仆射，参掌朝政，又任命王国宝的族弟王绪为建威将军、琅琊内史。但是，孝武帝的亲信殷仲堪、王恭仍然在外镇掌握重兵，司马道子在王国宝和王绪的建议下决定剥夺殷仲堪、王恭的兵权，引起王恭的反抗，隆安元年，王恭起兵进攻建康，迫使司马道子杀死王国宝和王绪谢罪。第二年，王恭再次起兵进攻建康，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成功策反王恭部将、北府军将领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身亡，殷仲堪不得不退回荆州。从此之后，长江上下游沿岸的方镇与朝廷、方镇与方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日益激化和复杂。

　　二是士族掌握的军事力量日益衰弱。原本长江上游荆州和下游京口的军队都是由士族门阀掌握，在王恭第二次进攻建康的过程中，虽然司马道子一方策反了北府军将领刘牢之，但是北府军并不能真正为司马氏掌握。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军事威胁，司马道子父子决意从朝廷直接管辖的三吴地区征兵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于是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为“乐属”，把他们移往建康服兵役，此举激发了三吴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调动北府军镇压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原本与刘牢之共同掌握北府军的陈郡谢琰被杀死，使得北府军的指挥权完全落到了寒族人士手里，北府军再也不是皇权或是士族所能掌握的军事力量。

　　三是征发“乐属”组建军队引发的孙恩叛乱对士族门阀打击很大。前面已经提及，司马道子父子为了军事对抗各方镇，决意在三吴地区征发原来是奴隶、后来被赦免成为豪族依附部曲的佃户，把他们编为“乐属”，此举引起士族门阀的强烈不满，将征发人物转移到低级士族和自耕农身上，使得低级士族、自耕农和士族门阀之间的矛盾迅速计划，最终酿成了孙恩叛乱。

　　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孙恩利用底层民众的不满发动军事叛乱，并在三吴地区大肆杀戮士族门阀，“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孙恩叛乱对三吴地区的士族门阀给予毁灭性打击，随后继承孙恩衣钵的卢循起义又将其他地区的士族门阀消灭殆尽。而在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壮大起来的刘裕不断进逼东晋皇权，却没有遭到士族门阀们的强烈抵抗，主要是由于士族门阀的精英人物大都被杀戮殆尽，无力维系东晋政权。

　　结语

　　东晋政权是西晋末年在江南地区的特殊政治产物，它建立和稳固的基础十分特殊，东晋中前期，正是由于皇权与士族、士族门阀之间、北方士族与江东士族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进而保障了东晋政权的相对稳定，但是这一稳定是以皇权受到抑制和士族有效掌握政权为前提的。随着士族门阀的日益腐化、人才匮乏，淝水之战之后，才能平庸的孝武帝成功地从陈郡谢氏夺回了政权，但是，由于孝武帝和执政的司马道子父子治国理政能力有限，无法有效掌握政权，反而激化了司马氏与方镇之间的矛盾，为了应对方镇的军事威胁，司马氏征发三吴地区的“乐属”从军，引发了孙恩、卢循起义，士族门阀被消灭殆尽，刘裕等寒族趁机坐大，司马氏失去了士族的支持，加剧了东晋灭亡的进程，孝武帝去世不过三十年，东晋就亡于刘裕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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