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崇祯用人多疑,最倚重的中自内阁大员和首辅走马灯似的大臣换个不停,素有“崇祯五十相”之称。何军他对官员的崇祯要求十分严格,为他办事的最倚重的中自官员稍有不甚或者把事情办砸了,他动辄贬黜杀害,大臣抄家流放。何军以至于在他临朝的崇祯这17年内,官员更迭速度太快,最倚重的中自使他根本没有时间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大臣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他的何军这种性格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官员们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崇祯都不肯实心用事,最倚重的中自更不敢放开手去办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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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大明帝国最危急的时刻,崇祯皇帝始终对一个大臣保持高度的信任,将最重要的使命全权托付与他,并且毫不猜忌。他就是官至兵部尚书的杨嗣昌。
1、被阉党迫害,忍辱负重
杨嗣昌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和他的父亲杨鹤都以知兵事而著称。杨鹤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杨嗣昌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进士,只比他的父亲晚了六年。
从杨嗣昌考中进士之后,一直到天启年间,他的仕途一直都比较顺利,从刚开始的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很快便晋升到户部郎中。后来做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殿大学士。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内阁参政。入阁之后的杨嗣昌掌兵部事,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天启年间,东厂提督魏忠贤一手遮天,朝中成员十之七八都成了魏忠贤的党羽,世称阉党。天启三年(1623年),在兵部任职的阉党成员崔呈秀想要拉拢杨嗣昌,被杨嗣昌拒绝。随后,他在朝廷处处受到阉党成员的排挤,无奈之下,他选择了辞官归隐。这一等,就是五年的时间。
四年之后,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即位之后,诛杀了魏忠贤,阉党瞬间倒台。朝中的阉党大员受到诛连的多达三百余人。崇祯元年(1623年),为了弥补朝中的大量缺官,崇祯皇帝宣布启用被阉党排挤在野的前朝旧臣。不少蒙冤在家闲居的官员都得到了新的启用,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袁崇焕。当然,杨嗣昌也在其中,他被任命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他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政绩斐然。崇祯三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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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事业真正的起步,是从他围剿镇压农民军起义开始的。
2、明末能臣不少,为何崇祯独独对杨嗣昌偏信不疑?
崇祯二年(1629年),第一任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知县,率众劫掠州府。此后的好几年间,李自成、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混十万、过天星等相继在陕西河南等地率众起义。杨嗣昌在镇压农民军起义方面很快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能。首先第一点,表现在他知人善用。他向崇祯皇帝保举陕西巡抚陈奇瑜,交给他围剿整个陕西农民军的任务。崇祯皇帝任命陈奇瑜为新的五省总督。
陈奇瑜把李自成从陕西打到了河南,又从河南打到了陕西,把李自成围困在车厢峡,李自成差一点被生擒,仅仅带着几十个人逃脱。一直到崇祯七年(1635年),李自成都没能翻身。
崇祯九年(1636年),杨嗣昌向崇祯推荐当时只是顺天府府丞的孙传庭,请求让他出任陕西巡抚,负责围剿农民军叛乱。孙传庭和卢象升都是明朝末年鲜有的名将。孙传庭被任命为新的陕西巡抚后,生擒闯王高迎祥,一度荡平陕西的叛乱。但不幸的是又被李自成侥幸逃脱,后来李自成又在河南迅速壮大起来。
转眼到了崇祯十年,农民起义席卷中原地区,此时的杨嗣昌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镇压全国的农民起义。他最受崇祯倚重的是他所制定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一向抠门的崇祯皇帝给杨嗣昌增兵十四万,加饷二百八十万两。崇祯皇帝着实大方了一回。
其实杨嗣昌的围剿策略很鲜明。他洞悉晚明的朝政、军政,以及民间百姓的生活情况,深知民间疾苦,更是知道农民起义的缘由。早在前几年,崇祯皇帝曾问过他,辽东的皇太极和陕西、河南的农民军叛乱应该先剿灭那个。杨嗣昌回答的很明白:“辽东虽然强大,但是山海关东临大海,背靠群山,是一座天然屏障,只要派重兵守住山海关,那么皇太极便永远也强攻不进来。倒是中原地区千千万万的流寇,才是大明朝最大的敌人。因为流寇就是百姓。他们穿上衣服下到田里是农民,举起武器就是流寇。如果不能让百姓吃饱饭,那么流寇便永远也围剿不完。”所以一直以来杨嗣昌都主张剿抚并用,不能不剿,也不能一味地剿。杨嗣昌的策略无话可说,但是根据明朝的财政现状,又如何能够拿出多余的物资来赈济农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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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听取了杨嗣昌的建议,同时任命熊文灿总理五省军务,剿抚兼施。此举在一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好景不长,崇祯十二年(1640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再起,各地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杨嗣昌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於太平县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县),史载“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巖谷死者无算。”
3、无力回天,在军中自杀
崇祯十四年(1642年)正月,李自成攻陷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一日夜驰三百里出四川,奇袭襄阳,初五日,在西门城楼杀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由于当时杨嗣昌就在襄阳附近围剿农民军,听到这一消息后,他深感自己辜负了崇祯皇帝的嘱托,忧惧交加,伤心欲绝,结果一病不起。不久之后,杨嗣昌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军中自杀身亡。
崇祯皇帝听闻杨嗣昌的死讯,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又亲书祭文,曰:“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有人弹劾杨嗣昌,说他围剿不力,误国误民,崇祯不听,先以剿贼功加封杨嗣昌为太子少傅。
杨嗣昌从军一生,他的悲剧断不是因他个人而起,而是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幸的时代,一个无力回天的时代。杨嗣昌为人谨慎,无论是做官还是带兵打仗,考虑问题都十分周全,而且十分谦虚。这也是它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崇祯一朝始终得宠不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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