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开放型经济”的提法正当其时

　　在国内外普遍强调中国应扩大内需的梅新背景下，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育开与沿用多年的放型法正“扩大对外开放”提法相比，“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经济提法意识到外向型经济“贫困化增长”的风险，将目标明确指向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提当地位，提高中国从对外经贸发展中的梅新收益，这是育开一种超越与扬弃。

　　大国经济发展应当立足于内需，放型法正但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大国不对发展开放型经济给予足够重视，提当就无异于自我束缚；对于中国这个多年来贸易依存度极高的梅新经济大国而言，更是育开自废武功。外贸的放型法正重要性不仅在于直接利用了多少外部资源、创造多少就业、经济贡献多少GDP，提当稳定增长的外贸也是实施宏观调控的前提条件。从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考察，中国经济已连续30年高速增长，目前增速正在放缓，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持续发展开放型经济抢占高增长市场，中国产业将在国际经贸格局中处于不利位置，丧失历经千辛万苦方才赢得的先机。日本家电业今日的萧条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近些年来日本家电企业开拓外部市场不力所致。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是为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尽快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扩大对外开放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增进我们自己的利益才是目的。因此开放的领域、次序、时间、程度、对象、先决条件、是否可以逆转收回等决定权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对此我们不能有半点含糊。之所以要不断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实践中，我们有太多的人经常把“扩大对外开放”这项手段颠倒成了基本目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多，当时海外的市场开放度已经足以让我们规模尚小的对外贸易腾挪。除了港澳一带的窗口公司，我们也谈不上有上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无需动用外交资源要求贸易伙伴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商品和投资的开放。那时，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也还无从体现，引进海外资本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当时仅仅强调“扩大对外开放”。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逾30年，我国国内资本积累数量已能满足需求，外汇缺口已成历史，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明显，我们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给、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已经相当可观，而贸易伙伴对我国商品、资本的开放度也屡屡触及天花板，现在继续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向中国开放采购、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义务，这么做未免太傻了。有鉴于此，停止单纯使用“扩大对外开放”的提法，转而使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正当其时。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了，但在以下方向仍有增长空间。第一是新兴产业出口。第二是随着部分最终组装和加工环节外移而增长的中间投入品，比如服装工业需要的面料、染料、辅料等等。第三是与我国海外工程承包相结合而出口的成套设备，我们在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国。因此，“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不意味着我们只片面追求产业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引进外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会继续稳定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出口，提升其国内增值和出口效益。

　　扩大内需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外向经济部门已经创造了上亿就业机会，进而提供了相当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也因为一个拥有而且善于运用巨大国内市场工具的大国在招徕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等方面占有先天优势。同时，二者相辅相成，更便于运用进口能力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

　　从长远来看，中国如何平衡扩大内需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归根结底需要做好“升级”和“转移”这两篇文章，前者是着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自主创新的先进制造业；后者是推动成熟产业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借此收取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促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这一箭三雕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