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鬻爵”的行为竟然是合法的？古代的捐纳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古代的卖官鬻爵捐纳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捐纳制度，行的捐度俗称买官鬻爵，为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然合一种腐败，一种不了台面的古代事情，可是纳制如果我告诉你这项制度比中国科举制度时间还要长，而且还曾经起到正面的时候作用，肯定很多人不太相信。开始捐纳制度从战国开始一直到清朝，卖官鬻爵一直是行的捐度朝廷财政的辅助手段，在清朝时期曾一度占户部收入的为竟70%。但是然合到了清朝末年，朝廷逐渐对捐纳产生了依赖，古代因此也破坏了朝廷的纳制信用。

　　捐纳制度起源

　　公元前242年，时候秦国发生了蝗灾，大片的庄稼绝收，为了应对巨大灾难，秦朝推行了一项“纳粟拜爵”的政策，也就是说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会封给你一个爵位。不过从一开始，这些官职的授予都是在不扰乱正常官僚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捐纳制度一开始只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手段，并不构成对官僚体系的改变。

　　而且秦朝当时所授予的这些官爵都比较小，秦朝的爵位一共有20级，其中最低的八级专为那些有财力，同时有德望的平民百姓设立的。所以说捐纳所换取的官职，不过是一种社会荣誉，或者说社会地位。

　　到了西汉时期，这些爵位甚至可以在商品市场上自由交换，比如东汉灵帝刘宏，曾经把这些要售卖的官职进行明码标价，曹操的父亲曹嵩就买了一个太尉的职位，不过这个职位也是虚职。到北魏的时候，捐纳八千石粮食最高能获得没有实权的侯爵的称谓。

　　安史之乱的时候，通过捐纳可以获得“明经”的身份，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称谓。到了宋朝，这些捐纳者可以获得一些没有实权的官职，即使是一些没有实权的官职，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通过捐纳获得这些称谓。

　　捐纳的选拔过程叫：铨选。这个选拔过程包括需要考察出身，经过面试以及答辩等，到了明清时期，降低了选拔过程中主观分，到了明清后期，甚至更改为抽签的方式。

　　所以说，从秦朝开始，捐纳制度就是国家拿这些虚职来和百姓交换利益，虽然明清时期，制度上有所调整，规则更加复杂，但是大致的流程还是和宋朝差不多，同时捐纳所带来的实惠也越来越多了。

　　明朝的捐纳制度

　　在明朝时期，捐纳制度在朱元璋时期一度被废止，但是“土木堡之变”之后，为了扩充军备，明朝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要知道军备是最烧钱的，而在朱元璋时期税率就给限制死了，所以捐纳制度又重新开启，口子一开，之后就越开越大。

　　1453年为了赈济灾荒，当时朝廷下令，如果向灾区捐献800石粮食的，可以成为贡生，也就是说有资格到国子监就学，这种学子也被称为纳贡生。由于明朝的财政税收一直比较低，而且又是一个依靠农业税的朝代，因此捐纳几乎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捐纳在明朝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到了正德年间，即使不是儒生身份的，也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儒生的身份，这一类被称为例监生。而且纳贡生和例监生，都是有做官的资质的，相当于官员预备队，和先秦时期有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通过捐纳获得官职呢?在明朝，科举3年举行一次，要通过童生-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如果按部就班从童试到会试，往往需要20多年的时间，如果你出生在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可能花费的时间更多。

　　明朝时期著名的文人文征明曾经做过统计，当时苏州府一共有1500名生员，也就是考生，3年内仅仅有3.3%的人成功走向仕途，和我们公务员的录取比例有一拼。

　　正如梁启超所言：“邑聚干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干举人，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科举录取比例巨大差距，导致捐纳制度的长盛不衰。

　　很多生员要想成为贡生，往往需要等很多年，当时把生员晋级贡生的过程称之为“挨贡”，也就是需要很多年熬出来。而捐纳可以让这些考生跳过从童生到贡生的漫长过程，直接晋级为贡生，算是一种捷径，因此在明朝很受欢迎。

　　捐纳，未必全是为了考试，它已经成为科举制度的有机部分，是社会流动的工具，对于作为社会流动的主体的人来说，捐纳在本质上就与科举并无二致。倘若你有更多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捐纳成为知县、知府或者品级更高的官员。这样就可以让一些富裕者，尤其是工商富户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统治基础。

　　捐纳的多种用途

　　捐纳除了应对军需，赈灾之外，捐纳还是入仕与铨选的资格、取消或减轻处分、升官晋级等社会问题相关联，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不仅可以推动人才的上行流动，还可以对可预见的下行流动的一种预先防范措施，当下行流动发生的时候，可以利用捐纳减轻或者避免下行流动所带来的损失。

　　民间从自身利益需求出发，捐纳成为社会互动的产物，清朝捐纳既可以捐贡生、监生，还可以捐实官资格，还可以捐顶戴、翎枝等虚衔与封典既可捐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府以下、武职参将游击以下等升迁，又可捐降革、留任、离任、原衔、原资、原翎捐复等维持或防止降职;既可捐分发指省、加级、记录等任职，又可捐补原缺、免试俸历俸、实授保举、实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回避等，名目繁多。

　　捐纳可以捐即选即用，任职已着先鞭;铨选后可以捐升，捐保举，升迁步伐加快;为官后可捐考满等，可以事先防止下降;如遭降罚，因故去职，可以捐复，拓宽自新再生之路。明清时期无论正途杂途的官员，利用这种机能者大有人在。

　　捐纳与科举同样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支持着科举，捐纳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还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长期有效性，科举的作用仅仅限于取得出身资格，一旦取得了这种资格，科举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作用就基本结束了，而如果将社会流动放宽到人的整个生涯时，捐纳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则具有一种终身有效性。

　　捐纳防止下滑流动的机能性，捐纳与科举一样，向“贱籍”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但捐纳所具有的庶民性远较科举广泛，完全循科举求得出身，一定的学力和经济力的结合是科举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在捐纳制度下，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均可捐纳取得出身，一时无法筹措资金的人也可通过借贷的方法捐纳，从而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

　　捐纳使用的柔软性，科举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有着严格的使用条件，要由本人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指定的考试，而捐纳则不然，无论本人自理还是他人代办，无论是作古之人还是刚出世的婴孩，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异乡，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可以满足各类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即庶民可以借此获得出身和官僚的铨选资格，官僚可以用它尽快升迁或防止地位下滑，官民还可以用它来光宗耀祖。

　　将捐纳结合科举制度考察，再比较捐纳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特性，从而形象地再现了捐纳制度和科举制度在中国明清社会的功用，正是此项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创意。

　　捐纳划算吗

　　在清朝捐纳还可以找票号代办，他们精通各衙门的章程，但是也要缴纳一笔代理费用。在清朝，主要有浙江山西的票号代理，他们都集中在北京的隆福寺、东四牌楼附近，其中浙江的代办名声最好，因为从中央到地方，江浙官员最多。

　　这些捐纳的贡生依然要等吏部有空缺名额，在清朝每个月会有一次放官，那些因为丁忧、生病等原因离任的官员，需要人来补缺。但是这些职位首先考虑的是那些通过正规途径获取功名的进士或者举人，捐纳的贡生被安排在靠后的位置。

　　到了清朝末年，则出现很多空白的捐纳执照，比如在光绪二十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共计发放了43万张空白的执照，也就是说此时捐纳超发了，一张捐纳执照的价格是1千多两银子，相较于乾隆时期3千两银子，已经大幅贬值。而当时清朝四品官员的年俸是105两白银，也就是说需要十几年才能回本。如果是合法收入，肯定是亏本的生意。

　　如果捐纳的官员是以营利为目的，那么他必须通过权利寻租才能收回成本，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寻求升迁，因为官越大，就意味着回报率也越高。也就是说捐纳制度先天就有贪腐的诱因。

　　康熙年间为了筹集平定三藩的军费，朝廷开放了捐纳，史称“乙卯例捐”，此时仅限于国子监的一些职位，主要负责国家祭祀等职责，并没有太多的实权，而且在乾隆年间，国家财政盈余之后，这个口子又给关了。

　　咸丰年间，为了解决太平天国问题，清朝开办了专门旨在筹饷的捐纳项目，京官里六部郎官以下的官职，地方官里道台以下的官职，统统开放，这个项目一共涉及二十一个职位，一直延续到光绪五年。

　　这些捐纳项目就像是一剂强心剂，在清廷几近要灭亡的时候，提供了财政支持，让它勉强过关，这不仅是保全了清廷的统治，也是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康熙朝的乙卯例捐一共获得200余万两白银，捐纳的官员500余人，有效充实了国库。雍正九年，捐纳的白银达到420万两，占户部银库收入的42%;乾隆时期捐纳白银566万两白银，占户部银库39%;嘉庆九年捐纳白银1083万两，占户部银库78%，可见捐纳逐渐成为清朝不可或缺的财源。

　　同时捐纳也给社会提供了另一条上升通道，在清朝入仕做官，只有四种通道，荫封，科举、捐纳，还有保举，保举一般需要在封疆大吏下面做幕僚，通过这些封疆大吏提拔获得上升的机会。在清朝涌现了很多通过捐纳获得极大成就的名臣，比如雍正时期的李卫、田文镜、张广泗，晚清的外交家张荫，惩治腐败官员而成名的岑春煊等，他们都有捐纳的经历。

　　这些捐纳的官员摆脱了读书人僵化的思维，在处理实际政务的时候，更能够灵活变通，间接丰富了清朝的人才结构。他们更愿意接受新知识、新观念，对晚清的近代转型起了促进作用。

　　从政治清明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坏制度，因为它几乎必然导致腐败。但是从社会阶层流动和完善人才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项好制度，它能让一些有能力但是不太会考试的人，有机会施展才能，也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人才资源优化配置。而从帮助财政的角度看，这是一项好坏参半的制度。因为各种名目的捐纳，本质上都是收费，收费固然可以解一时之急，但也造成了“收费依赖”，朝廷满足于征收成本较低的快钱，而不再去寻求建立合适的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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