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魏征：揭历史上君臣“和睦”的谎言

　　所谓明君与贤臣的和睦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历史的李世历史真相是，初唐时期的民魏政治、民族、征揭经济关系，上君特别是和睦山东问题，决定了两人的李世历史微妙关系。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民魏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征揭夺得皇位继承权。同年八月,上君李渊被迫让位于李世民。

　　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国史,和睦让国人认识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减轻自己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并迅速缓和他即位之初的复杂形势,对原太子东宫集团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

　　特别是李世历史魏征,比其在原东宫府更受重用。那么,民魏李世民对魏征及原东宫附属为什么不像对其兄弟子侄那样赶尽杀绝,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重用人才?征揭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与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经济形势、上君民族关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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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政局的动荡,也使得南北朝以 来本就尖锐的民族矛盾更为突出。东北地区,高丽虎视辽东。西北地区,突厥、吐谷浑不断寇边,内犯势头尤以突厥为烈。但李世民深知,之所以暂时不能与突厥发 生正面冲突,就是因他“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不具备和突厥大规模作战的条件。

　　在此情况下,李世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先稳定山东，因为山 东不仅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而且对关中也有影响。要想稳定山东，就一定要控制山东的士族势力。而最能牵制山东士族势力的就是山东豪杰了。山东豪杰就是隋末 山东农民起义军的大小领袖，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转化为庶族地主，他们和山东士族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有根本冲突。

　　如果充分利用他们，使之和山东士族互为牵 制，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稳定。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仅参加了瓦岗起义，而且又是原东宫集团的主要谋臣之 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使其成为山东豪杰的联络人，而且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代言人。

　　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就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和反对，从而失去山东豪杰 的支持而无法处理好山东问题。所以唐太宗认为他们是“各为其主，是可以原谅的，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可使他们感恩”。如此才可能重新认识李世民、魏征二人之间的关系。

　　魏征随李密降唐后，“久不见知”，于是“自请安辑山东”，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并先后使李世责力、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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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在安抚河北时，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 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

　　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 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 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

　　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 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 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指出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

　　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 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李世民对魏征的心理活动也极为清楚，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 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

　　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贞观政要》全书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大抵为居安思危、如何守成之说。这恰恰是李世民稳定局面，由乱入治所需要的。

　　李世民深知，隋炀帝处处专断的一言堂，虽“劳神苦行，未能尽于合理”，结果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也使得李世民必须听到不同的意见。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 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

　　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 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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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

　　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 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

　　《旧唐书·魏征传》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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