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限商”，为什么汉武帝会允许让商人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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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自古以来就是商鞅一个被轻视的集体，如秦“商鞅变法”时，变法商鞅就采取“限商”的汉武政策(当然也有人说是“抑商”)，《史记.商君列传》载:“僇力本业，允许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让商人事末利及怠而贫者，限商举以为收孥。商鞅”，变法以农业为“本业”，汉武商业为“末业”，允许农民努力生产粮食和布帛，让商人不但有机会免除劳役，限商甚至还能免除赋税，商鞅而从事工商业的变法不但要缴纳赋税，而且还是重税，且如果因从事工商业而变得贫穷的，他的妻子还要被没收为官奴。

　　而商鞅之所以会如此做，究其原因在于，商鞅认为私人工商业不仅会让国家失去从军杀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而且还会削弱国家的实力，因为私人工商业会让国家的财富流往商人手中。《商君书.去强》曾言:“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就是如果农民变少，商人变多，则就会导致贵族变穷、商人变穷、农民变穷，这样国家的实力势必会变弱，所以“私人工商业不除，则国有产业难兴”，为了强大秦国的实力，就应该要打压商人，然后对商人征以重税，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商人势力的膨胀。

　　如此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对商人的国策就是“限商”，直到西汉初立之时亦是如此。

　　刘邦建汉后，对商人的政策亦延续秦制。《史记.平准书》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此时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做的衣服，也不能坐车，同时还要对他们加收重税。

　　但是自惠帝开始，西汉朝廷开始缓慢的提高商人的地位。汉惠帝时期，惠帝下令“复弛商贾之律”，放松对商人的限制，此时惠帝对于商人的唯一限制就是“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即商人的子孙不准入朝为官。

　　而到了文景时期，因国家财政的匮乏，致使朝廷不得不依赖于商人。因此为了从商人手中获得财富，文帝时，在晁错“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的建议下，汉廷开始实行“入粟拜爵”制，此时商人只要能出钱出粮的，最高就能获得“大庶长”的爵位。也就是如此，商人的地位开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开始名正言顺的进入到了汉朝的朝堂之上。

　　直至武帝时期，商人经过文景时期的发展，开始逐渐的在朝堂上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渐的成为了西汉朝堂上一股举重若轻的势力。而后在武帝的重用下，商人更是能位居九卿之职，甚至是成为一位君主的辅政大臣。

　　众所周知，武帝时期，西汉一改往日的“与邻和睦”的政策，开始对匈奴、南越、西南夷、西域等各国或主动、或被动的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后，西汉虽打出了“强汉”的威名，但因战争的频繁，西汉的经济也开始陷入崩溃，此时“县官大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等窘迫的局面开始纷纷出现。

　　于是为了打破西汉财政匮乏的局面，武帝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如增加算钱、缗钱等税目，增加农民的赋税等，但是这些政策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汉财政匮乏的窘境。

　　也就是这个时候，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有政治头脑，又有经商头脑的商人开始出现在武帝的面前，他们利用自己在商业上的天赋为武帝出谋划策，规划出一系列极具效果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

　　于是乎，汉武帝为了振兴汉朝的经济，也了遏制汉朝国势的衰退，开始赋予他们高位，以此来执掌西汉的经济改革，从而重现大汉往日“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的辉煌。

　　《史记.平准书》载：“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因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在商业上的天赋，东郭咸阳、孔仅做了大农丞，秩千石，桑弘羊做了侍中，成为汉武帝近臣，有了参与朝堂议事的权力。

　　而随着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商人的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得以入朝为官。如《史记.平准书》所载:“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盐铁官营”的政策就让大量的商人得以进入官场，当时孔仅、东郭咸阳为了便于“盐铁”划归国有，他们不但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盐铁机构，同时还让一大批因经营盐铁业而致富的商人们进入盐铁机构为吏。

　　此时商人的势力，在武帝朝达到了鼎盛，他们或为天子近臣，或为九卿，或为地方要员。甚至到了昭帝初登基时，作为雒阳商人之子的桑弘羊还同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三人一起做了辅政大臣，辅佐昭帝治理天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载:“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可以说此时商人的地位已不可与汉初同日而语。

　　当然整体而言，汉武帝对于商人大体上依然还是采取打压的姿态，在改革中无论是盐铁官营、均输平准，还是酒榷，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抑制商人的发展，然后从商人的手中夺回对民间经济的掌控权，从而壮大汉朝的国力。

　　但是不管如何，较之西汉初期，商人的地位显然有了质的提升，武帝打破了“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规矩，此时的商人不但可以堂而皇之的入朝为官，甚至还可以位列九卿之职。

　　可以说，正是武帝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才造就了大汉的辉煌。正因武帝在推行的经济改革中大胆的起用商人来作为主管官员，并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及采纳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较为合理的经济政策，才最终挽回了西汉经济的颓势，并也间接的促成了西汉极盛时期“孝宣之治”的诞生。

　　正如《盐铁论.轻重篇》所言:“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武帝时期那些做官的商人的确推动了西汉的经济发展，他们靠着自己在商业上的天赋，及对市场运行规律的了解，最大限度的增加了西汉的财政收入，也极大的缓解了武帝因财政匮乏所带来的压力。

　　事实证明，武帝允许“商人为官”实质上并没有什么错，“商人为官”在初期的确为西汉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如《史记.平准书》所载:“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武帝北巡时，所赏赐的“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全部都是来自于商人官员主管的机构，可以想像，武帝和汉廷从这些商人官员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回报。

　　但凡事都有利害两面，西汉虽从任用商人为官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也依靠他们基本解决了武帝中期之后财政匮乏的问题。但是随着商人们大规模的涌入到西汉的官场中，再加上商人们身上自带的那种“逐利”的本性，这些都为西汉的官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首先商人的大量涌入让西汉的冗官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武帝时期"冗官"问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卖官带来的“冗官”。武帝时期，武帝允许商人用钱来买官(《汉书·食货志》载:“入财者得补郎”)，所以当时稍微有点资产的商人都会为自己，亦或子嗣买一个官当当，虽然武帝朝卖出的官大多为“郎官”，如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但这些再不济也是个官。

　　不过，当时武帝卖官到底卖了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从史书中记载“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的这段话可以看出，能让“郎选衰矣”足以看出武帝卖官的疯狂。而随着“郎官”的增多，“冗官”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其二经济改革带来的“冗官”。武帝时期之所以会让“冗官”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在于为了让商人名正言顺的主管经济改革，武帝曾为此创造出了大量全新的官职。

　　如为了推行“盐铁官营”。据统计武帝一共在各郡国设置了84个盐铁官，其中盐官36个，遍及27个郡国;铁官48个，遍及40个郡国(以上仅仅只是有史有查的数量，真正历史上的盐铁官显然要远远多于84个)。而从《史记.平准书》记载的“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可以看出这些官职显然就是为了商人而设的。

　　再如《汉书.食货志》所载:“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当时武帝为了方便管理从地主豪强手中收刮而来的大量田地、奴婢等财物，开始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立了大量的“农官”。

　　如负责水池的有水官、负责没收上来的田地的有搜粟都尉、农都尉、属国农都尉、护田校尉、屯田校尉、渠利田官、北假田官、辛马田官、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掾等官、负责养骆驼的有牧橐丞，负责诸苑养狗、马、禽兽的有各苑令丞。从一个管理朝廷没收上来的田地的都设置了这么多新的官职来看，可想而知武帝在进行经济改革时设立了多少全新的官职。而这些大量全新设立的官职，势必也就会加快“冗官”问题的出现。

　　再是“冗官”的出现势必会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开支。昭帝时期，辅政大臣霍光曾召开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也就是“盐铁之议”。在这次会议上，贤良文学在与桑弘羊的辩驳当中，这样说道“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减除其本而欲赡其末，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夫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也。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盐铁论.园池篇》)。

　　实际上汉武帝所设置的一些全新的官职，大部分都是“无用之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武帝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立的“农官”。这些“农官”所执掌的职责大部分都是重叠的，如屯田校尉掌轮台、渠犁驻防及屯田事务，护田校尉掌西域屯垦，这屯田校尉所掌的轮台、渠犁二地就在西域的地界，那既然护田校尉就是执掌西域地区的屯垦的，为何还要再去设一个屯田校尉呢，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是一个“无用之官”吗?

　　而这样的事例，在武帝所设的“农官”中那是屡见不鲜。正如贤良文学所说“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连养狗、马等禽兽都要设立一个官职，这样程度的“冗官”势必就会造成“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问题的出现。

　　朝廷因为这些“冗官”被迫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财政开支，而底层的百姓也因“冗官”的存在变的更贫穷，因为大部分的“无用之官”都是些“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他们都是一群“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之徒(《汉书.食货志》)。想想看，这么一群只知“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的世家子弟，他们能为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唯一的就是带来无尽的苦难。

　　最后是大量商人入朝为官导致了西汉的朝廷变得越来越腐败。司马迁曾言商人自古多是“多积货逐利”之徒(《史记.平准书》)，让他们进入官场势必就会将安于享乐、逐利等不良风气带入到官场之上。实际上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也的确验证了司马迁所言不虚，商人真的多是一群“多积货逐利”之徒，如商人在推动“盐铁官营”时，就出现了“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盐铁论.水旱篇》)的问题。

　　那些商人们借着手中对于盐、铁的垄断，仗着百姓只能从他们那里拿到盐、铁，他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把最差的卖给百姓，但给的价格却是最贵的价格，百姓为此是被他们弄得是苦不堪言。百姓用最贵的价格，买来的却是最钝的刀，连割草都割不了，百姓每天都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才能完全田间的工作，可最后获得的利益却反而变的更少，你说百姓的生活被这些商人都弄成什么样了?真的是“百姓苦之矣”。

　　商人为官，以权谋私，大发横财的事情在武帝朝是层出不穷，就连武帝的近臣桑弘羊也不例外。“今公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厚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当此之时，亦不能论事矣。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盐铁论.国疾篇》)。

　　当时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直指桑弘羊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私家累万金，而当时的桑弘羊却只能是“悒悒而不言也”(《盐铁论.国疾篇》)，可想而知桑弘羊是有多么的心虚，想来贤良文学所说句句属实，致使桑弘羊都没有反驳的勇气了。想想看，连身处高位的桑弘羊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底层的那些低级的商人官员呢?

　　只能说武帝用商人做官，那些商人虽富了汉朝的国库，但底层的百姓却并没有因此变富，反而是被那些以权谋私的商人官员弄的是更加的贫陋困穷。而武帝朝虽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不但做到了“都内充殷，取赡郊野”(《史记.平准书》)，也成功的遏制出了西汉国势的衰退。但是自武帝之后，“商人为官”却开始给西汉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这些商人将那股贪财好利的不良风气带入到了西汉的官场之上，从此西汉的吏治开始变得越发的腐败，他们生活奢侈，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对西汉的吏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武帝后期，汉武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如在地方上设立“州刺史”监察百官等，但这些举措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商人给西汉官场带来的吏治腐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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