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与“爱国”是对等的吗？如何诠释“忠君爱国”？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如何诠释“忠君爱国”?忠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我们常说，国r国“家国情怀”是对等的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家国情怀”的诠释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君爱每当内乱纷纭、忠君外敌入侵之际，国r国就会有士大夫或英雄人物挺身而出，对等的何“铁肩担道义”，诠释担负起对抗强暴、君爱力挽狂澜的忠君重任。

　　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古代的国r国“忠君”与“爱国”常常混为一谈，可谓是对等的何一笔分不清的“糊涂账”。

　　例如《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诠释苏轼也曾评价忧国忧民的君爱爱国诗人杜甫虽然终身不得重用却“一饭未尝忘君”。

　　明代的“读书种子”方孝孺更是为了效忠建文帝，拒不为谋逆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不仅自己被凌迟处死，还连累亲友，被诛了十族(“九族”还要加上学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他颇有些“迂”：谁当皇帝本就是他们朱家的家事，何必如此固执!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忠君”与“爱国”不分的现象呢?

　　首先，自然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历史地认识这种现象，毕竟我们无法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另外，当然也要认清这种观念的历史局限性，剔除糟粕，以服务于未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就是“天下”，“天下”不是普通庶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这是皇帝家族的整体利益。用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话说，这叫“家族统治”模式。

　　《礼记》中说，中国历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天下为公”阶段，二是“家天下”阶段;“天下为公”阶段已经过去，如尧舜禹或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先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是“家天下”阶段。

　　儒家思想的全部命题始终围绕着如何治理“家天下”展开讨论。如君臣父子之道、忠君爱国之道、心性修养之道，等等。

　　中国社会的“家天下”从商周开始，直至清朝，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

　　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文化和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最看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但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国家的所有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所以国家、社会的利益首先是指皇帝家族的利益，而非普通庶民的利益(权利)。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国家”模式。

　　在希腊、罗马时代，国家是指由全体公民组成的集团，如雅典公民团体、罗马公民团体。这种公民团体集体参政、议政，共同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雅典国家又叫民主制国家，罗马社会又叫罗马共和国。

　　希腊、罗马文明的“国家”概念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有关，公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部分，其余人口或者是奴隶，或者是外国人。

　　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或外国人不是公民，没有公民权，所以希腊、罗马的国家模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社会又叫封建社会或君主制社会，真正的“封建社会”不是秦汉以后的朝代，而是夏商周。

　　比如西周，周天子分封诸侯，周天子在上，诸侯在下;周天子负责统领天下，诸侯负责治理地方，这种等级秩序不能颠倒或混乱。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既是亲戚，又是臣民，这叫尊尊和亲亲。

　　秦朝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社会。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诸侯权力很大，有独立封地，可以自主收税和任免官吏。

　　郡县制则不同，郡县制的地方长官由皇帝独立任免，地方长官没有封地，没有赋税权，只是依靠朝廷俸禄生活。

　　虽然秦汉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但维持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即儒家提倡的周礼，或叫君君臣臣之道。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国”是某一家族的“国”，和普通庶民的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家族统治”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国”是周代皇族的天下、秦朝的“国”是秦始皇的天下、汉朝的“国”是刘邦一家的天下、唐代的“国”是李渊或李世民一家的天下、清朝的“国”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等等。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天下、国家和皇族利益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孝”道，如君臣、父子、臣民。在儒家看来，君臣、父子、臣民的关系和父子的关系很相似;其中既包含等级，又包含情感，这叫“礼”和“仁”的统一。

　　中国古代地方官又叫父母官：地方官既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又是百姓的国家权威，两者同时兼备。

　　根据家族统治模式，儒家提出的口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处在哪个层次，治国安邦都是某一皇族的分内事，和庶民的权力无关。

　　中国古代百姓又叫草民、庶民或臣民，无论怎么称呼，臣民及其财产都是皇帝一家的权利，属于私有财产。换言之，普通臣民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说，社会分为两大阶层：一是食人者，二是食于人者;食人者供养别人，食于人者被别人供养。

　　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话语说，这叫古代的阶级压迫;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说，这叫社会分工。

　　从古代社会关系上说，国家的土地、财物以及庶民属于皇帝家族的私有财产——动产或不动产。这是“家天下”统治模式的基本含义。

　　从法律上说，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普通庶民没有独立权利，庶民和皇权的关系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办法，目的是从民间笼络人才，负责治理国家。

　　其实科举高中的人才本质上是为皇家服务，用现代的话说，叫高级打工仔。

　　但打工仔不是老板，充其量算是总经理，如果干得好可以升职加薪，如果干不好会被皇帝炒鱿鱼。即使像李斯、韩信、魏征、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高级官吏也是打工仔。

　　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没有独立人格，他们的思想意识要服从于皇权，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依然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解释这一点。儒家思想对皇家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怨而不怒”。

　　所谓“怨”是指对皇帝的做法有看法或有意见，但前提是不能否定皇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写过包含“埋怨”情绪的诗歌，像屈原的《离骚 》、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皇权的思想。

　　“怒”就是否定皇权，是道德意义上的大逆不道，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奢侈。

　　至于什么样的人敢于对皇权发怒呢，就是像陈胜、吴广、张角、黄巢那样的农民义军了。《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的思想从晚清以后发生变化，即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理念。

　　孙中山的思想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和中国古代文化有关联。

　　如“礼记”早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只不过孔子认可西周那样的“家天下”社会，而非逝去的“尧舜禹”时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方孝孺式的“愚忠”并不赞成的鲁迅，对他仍然是尊重甚至是痛惜的，这一点从他以方孝孺之“迂”来比他最喜爱的青年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这件事中可见一斑。

　　总之，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我们应当发扬光大，只不过应当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除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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