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崇祯“马后炮”,不予理睬,帝朱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由检遗让站在旁边的临终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为何文臣据说,人人其中六个字是可杀“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崇祯朝政就是帝朱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对于朱由检而言,由检遗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临终前半个月,是为何文臣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人人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可杀办法之一是崇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
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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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
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
——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
——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
——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
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
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
明朝大难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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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和”乎?“亲征”乎?
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
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
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
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
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
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了和谈的可能。待杜勋退出,魏藻德仍旧沉默不语,气得朱由检推倒龙椅,匆匆离去。
所谓“朕计定,另有旨”,除了顽抗到底,别无他法了。朱由检立即起草了“亲征诏书”,用文绉绉的文笔,回顾他十七年的历程,无奈地承认,十七年来,政治不修,祸乱频繁,难道是没有任用贤人,没有远离不肖者?以至于触犯天怒,积怨民心,使得赤子化为盗贼,陵寝受到震惊,亲王遭到屠戮,国家的耻辱莫大于此。然后,他向臣民宣告,决定由自己率领大军亲征,国家大事委托太子处理。他号召臣民,如有能够奋发忠勇,捐助军饷武器者,一概选拔到军前任用,消灭叛逆以后,予以重赏,决不食言。这是他作为皇帝向全国臣民发出的最后一道谕旨,显然是虚张声势的官样文章,这个时候再侈谈“亲征”,无异于白日做梦。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仅仅是公开表明他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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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征”诏书发布后,朱由检招来驸马都尉巩永固,要他带领私家武装护送太子出京南下。巩永固告诉他,自己从来不敢蓄养私家武装,即使有,也无法冲出重围。这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只得作罢。朱由检叫来太监王承恩,要他召集宫内人员,准备守卫紫禁城。
李自成得到杜勋的答复,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的外城不攻而下。
在宫内的朱由检还没有得到报告,询问阁臣,外城是否已经被攻破?阁臣回答说,不知道。他再问,事情紧急,有什么对策?阁臣们的回答是几句自欺欺人的话: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所谓“巷战”云云,当然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当农民军向内城进攻时,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也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整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三月十八日夜里,农民军控制了整个内城,离开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遥了。
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给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说:“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你看,凄风苦雨、冰雹雷电,与炮火硝烟交织在一起,把紫禁城末日的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宫殿内徘徊的朱由检,得到太监报告,内城已经陷落,问道:大营兵在哪里?李国桢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自顾逃命,大营兵也已涣散逃亡。他们劝皇上“急走”,事已至此,只有逃命了。他们没有料到,皇上选择的不是“急走”,而是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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