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期,蹭课武汉大学法学院115教室最后一排,该何光雷打不动地出现一位老者,种眼常常提着装书的待老爹手袋,掏出来全都是蹭课法律专业书籍。据悉,该何光这位“蹭课”老爹名叫寇学东,种眼今年已71岁,待老爹是蹭课该校2009届自考毕业生,之后还打算考研。该何光如今,种眼他每天早7时左右就坐到教室自习。待老爹一天最多要“蹭”8节课,蹭课中午就趴在教室的该何光桌子上休息。“我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种眼我渴望学习,也想一生学习。”寇学东说。(11月14日《长江日报》)
从辽宁阜新65岁“爷爷考生”第12次高考,到武汉71岁老爹“蹭课”考研……近年来,老年人上大学甚至考研的情况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现象,社会舆论往往呈现两极分化。或出于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的目的,将老人树为“终身学习”的励志榜样;或因不满现行教育考试体制而将老人贬损为“当代范进”。应该说,这两种态度背后的现实关切不无道理,但其对象选择和语言表述却多有不妥。这种“预设立场”的争鸣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即对于多数老年人来说,上大学或者考研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并没有那么多功利考量。公共舆论的大肆点评,有必要吗?
现代社会,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公民财富的增加,个人的自由空间也不断扩张,这其中便包括选择受教育、受哪种教育、怎样受教育的自由。既然公共舆论对于越来越多的儿童出国留洋,或者进私塾读经,或者像郑渊洁的孩子那样接受“家庭式教育”都持宽容乃至鼓励的态度,那么为何偏偏老年人上大学、考研一再成为争议焦点?难道仅仅因为这种学习屈从了现行的考试制度吗,还是如网友所说的“没用”呢?既然老年人有含饴弄孙、下棋打牌的自由,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地“活到老学到老”呢?
事实上,相比无谓地对老年人的学习自由指手画脚,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为部分求知欲旺盛的老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制度保障?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多数研究生的招生考试都设有年龄门槛,这种限制有无必要,能否进一步放宽,甚至向高考看齐彻底废止,教育考试部门有必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不少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过于偏重唱歌、舞蹈、插花等“文体课”,高等专业课程则相对较少甚至根本没有。这固然与老年教育的特殊情况有关,但是否也应该考虑像寇学东们的需求?毕竟,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超乎想象,老年人要是落伍得太厉害,恐怕连科学育孙的活都难以胜任。
说一千,道一万。在老年人上大学、考研这件事上,公共舆论应力戒“为评论而评论”的浮躁心态,避免过度解读和任意附加不必要的“社会意义”,使其回归老年人个人兴趣爱好的私域范畴,尊重老年人自由选择晚年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或许才是社会对老年人、对知识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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