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尊严地死去”须伦理和法律的认同

　　罗点点是有尊严地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死去她与几个医生朋友曾一致认为，须伦“死得要漂亮点儿，理和不那么难堪”，法律不希望在ICU病房，有尊严地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死去“赤条条的须伦，插满管子”，理和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法律每天吞下几千元，有尊严地“工业化”地死去。死去2006年，须伦罗点点和她的理和朋友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提倡“尊严死”，法律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人，都想活着，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寿星们羡慕不已，能否延长人的平均寿命也成了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人不可能万寿无疆，生老病死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人固有一死，谁也不能抗拒。因此，死，就应“有尊严地死去”，死得没有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也没有给家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否则，真的生不如死。武警总医院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纪小龙说得耐人寻味：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可数据显示，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最后的治疗上。对于现代医学无法拯救的病人，硬要维护没有质量的生命，对患者可能是精神折磨和肉体上的痛苦，对患者家人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对那些收入不高、因病致贫的家庭。

　　“有尊严地死去”，即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对于患者和家人都是一种解脱。允许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对他个人生命权的尊重，患者可以借此摆脱痛不欲生的疾病折磨，安详地驾鹤西去；患者家属可以借此避免“人财两空”的结局；社会可以借此避免医疗资源的无效耗费……可谓一举多赢的“移风易俗”之举。

　　“有尊严地死去”，在伦理上和法律上均有禁区，实施起来绝非易事。有人想“有尊严地死去”，但家人反对，怕落了个大逆不道的恶名；医方也反对，怕谋杀指控。因此，允许公民“有尊严地死去”，在伦理和法律上须做“双管齐下”的功夫。在伦理上，必须重构生命伦理规范，倡导新的生命观与死亡观，提升公众对死亡的认识，摒弃将“有尊严地死去”妖魔化的观念，引导人们达到“视死如归”的至高境界。在法律上，要积极推动立法，填补空白，让“有尊严地死去”得到法律的认同，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得不到法律的认同，即便人们在伦理上已经认同了“有尊严地死去”，医方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依然不敢实践“有尊严地死去”，除非病人能在自己神志清醒时用书面形式亲自做出决定来。当然，这种法律上的认同，不能太原则化，更需要进行具体落实的配套，涉及到公安、法院、公证、医院等方方面面，否则，将无法进行现实中的操作。